专访左靖：以碧山为起点艺术如何介入乡村？

2024-06-10 开运app体育官网入口/猪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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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黟县的碧山村，是媒体口中“城市年轻人扎堆去的地方”，是杂志书《碧山》的工作地，是国内知识分子最早“艺术介入乡村”的村庄。

乡见合作社第一个人物专访，正是在碧山生活和实践多年的左靖。左靖曾在北京798某艺术中心担任艺术总监，在国内外策划过几十场当代艺术展览。创办过《当代艺术与投资》《碧山》《百工》等期刊与杂志书。

后来，他将目光转向城市化下的乡村现实。从2010年开始，他驻扎在碧山，尝试用出版、展览、选物店等形式，使这里成为自己乡村建设的实践基地。有的尝试失败了，有的尝试让他总结出“文艺乡建”的方式，参与到贵州茅贡、云南景迈山、浙江徐岙底、河南修武县的文化发掘中。

那么，左靖是如何梳理乡村文化的？作为艺术策展人，他的乡村实践有什么不同？

前段时间，左靖带着几位艺术家去河南修武县工作，他在大南坡村看到一幢旧宅，被砖块封死的窗内，一架木梯靠在没有通路的墙壁上，他拍照配文“大南坡的‘汤马森’”。

“汤马森”是日本路上观察学对“城市建筑遗留下来的各种无用之物”的意指。这种和国际思潮同步的观察方式，也让左靖读到了不同的中国乡村文化。

从村庄考察完，左靖有时会回到碧山，住在一个徽州老宅里。十年前，这个宅子还是废弃的，长满了杂草，修缮后，这里被人称为碧山书院，现在是他和团队工作生活的地方。

如果有客人拜访，左靖都会先请他去天井那厢坐一会儿。背靠太师壁，眼望高墙，漏下的天光被引入阴凉。几分钟，就可以感觉到古徽州道不尽的厚重感。

选择碧山，源于左靖少年时代诗友的一次邀约。从上海来的郑小光和寒玉夫妇，早年在这里开设猪栏酒吧乡村民宿。家乡也在皖南的左靖，感受到碧山风景和人文的珍贵。

现在，碧山吸引到相同气质的人入驻。这里有先锋书店开的第一家乡村书店——碧山书局，有寒玉的儿子牧儿做的狗窝酒吧和碧山精酿，有日本选物店D&Department（后面简称为d&d）的中国首店。

d&d黄山店位于碧山工销社前店，这里有来自日本的咖啡壶、茶具，也有当地的食品、竹编，以及用中国土布制作的环保袋。

碧山工销社原址为建于1964年的老供销社，由左靖的搭档王勇租赁，将其改造为拥有零售、民宿、餐饮和展览的空间。运营团队里本地村民占多数，其中一位女店员，是老供销社主人的女儿。

d&d为什么选择这里开设中国首店？左靖说，其创始人长冈贤明（也是日本“长效设计”的倡导者）来碧山时，“发现有一小群人在这么偏僻的村子里，和他做一样的事，被感动到了”。

专门到访碧山的，有很多艺术和文化工作者。去年，德国著名导演维姆·文德斯和其夫人访问中国，在去了5个地方后，他们被问起中国之行最难忘的地方，维姆·文德斯说，碧山。

左靖谈起自己乡建工作的原点，认为百工调研是其中之一。在2010年前后，他带着安徽大学的学生对黟县民间手工艺进行田野调查，出版了《黟县百工》。后来“百工”也多次作为碧山工销社的展览内容出现

为了探讨乡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2012年，左靖主编出版了《碧山》杂志书，一方面“重新梳理民间传统文化在中国人的生产和生活中的位置”，一方面“以此为源头探讨展开传承与创新行动的可能”。《碧山》每辑都有一个主题，比如“米”“永续农耕”“民艺复兴”“民宿主义”等等。

与此同时，国内外的艺术展览也在关注中国乡村，2016年和2018年的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就邀请到左靖参展，分别展示了黟县百工、茅贡计划，以及碧山工销社。

去年，左靖团队为浙江温州徐岙底做的“红地起乌衣：红粬主题展”，分别在当地村落、深圳和西安展出。

城市和乡村的文化，就这样被串联在一起。左靖很擅长将有价值的乡村文化呈现在城市中，又将城市人吸引到乡村。但是乡村项目的运营，并不是他熟悉的领域。

尤其是今年，d&d黄山店在这次疫情的冲击下，颇受影响，但碧山工销社的盈利尚能维持日常运转。

左靖：我们是2007年开始关注碧山的，并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2010年驻地开始在碧山做调研，算是中国最早做艺术介入乡村建设的一群人，获得了很多关注，也伴随着非常多的不解和误解。其中最大的误会可能就是认为我们不去考虑村民的实际的需求，甚至与村民是区隔、对立的关系。回首这十年在碧山的工作，不得不承认，我们最初的计划确实包含了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者的理想和天真，在与村民的沟通过程中，也确实存在因为不了解农村现实和农民特点而导致的曲折。

但是整体而言，碧山之所以到现在依然是一个提到乡村建设都绕不过去的话题，碧山工销社、d&d黄山店、碧山书局、猪栏酒吧等等之所以存在并且受到很多游客的关注和慕名拜访，村民自己开设的农家乐、民宿、商店、研学写生基地之所以层出不穷……某一些程度上也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在当地是得到认可和欢迎的。

在乡村做事情，我们应该尊重原住民的生活小习惯和文化习俗，近几年我的工作逐渐向“社区营造”转变，聚焦于乡土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重建。另一方面，相较于早期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我也逐渐明晰了自己在乡村建设中的“可为”与“不可为”，确定了个人的工作范围，并且发展出更加适宜的理论体系和工作方法。

对于我来说，碧山不单单是“碧山村”的地理概念，更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一个指向传统精神和乡村价值的理想家园。我们在碧山的实践意义已经溢出了碧山村的地理范围。我们对当地的贡献可能在于通过更广泛的文化传播，吸引更多人关注到这个皖南乡村，产生去那里一探究竟的念头，最终通过旅游消费，给当地村民带去一些收入提升，尽管这些只是杯水车薪，但我们也看到了其中的希望。

乡见：《黟县百工》是你们复兴碧山文化的基础，但很多乡村没有这样的历史深度，怎么挖掘它们的文化？

左靖：“黟县百工”确实是我们在碧山开展乡村工作的基础之一。大约在2010年前后，我带领安徽大学的学生走遍了黟县所有的乡镇，对当地民间手工艺做了系统的调研，一共花了三年的时间，做了《黟县百工》这本书，介绍了90多种黟县民间手工艺。这是我们乡建工作的原点之一，影响了我们后来所有的实践，包括《百工》杂志书、碧山工销社的创办等等，都是以最初的调研百工为起点的。

2015年，我在贵州茅贡的项目里，把自己的工作步骤总结为“空间生产、文化生产、产品生产”，其中“文化生产”指的就是在地文化的梳理，以及由艺术家、设计师、学者围绕当地文化进行的创作或研究。在工作方法上，我们借鉴了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甚至诞生于上个世纪初的日本“考现学”方法。

在每一个项目中，驻地调研都是一切工作的起点，然后再通过展览、出版、讲座等方式来进行传播。能否挖掘到足够丰富的文化资料，取决于我们调研的深度和项目的维持的时间。我现在基本只做长期性的项目，只有在一个地方扎下来，才能知道当地人的真实需求，工作的成果也会跟着时间不断生长、完善。

中国这片土地，我想没有哪里的文化土壤是贫瘠的，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精彩。尽管有些地方的历史并不悠久，但我们如今提到的“文化”，已经不单单是历史的概念。做乡村工作，尤其看重的是当代的、日常的、社会性的生产和生活。我们所展示的，并不是死去的标本，而是未来的可能性。我们的初衷，是希望用艺术激活地方持续的生命力，培养地方的文化自觉。

乡见：《碧山》杂志很注重学术探讨，最近两期关注到建筑师的乡村实践，以后会更关注和当下相关的问题吗？

左靖：《碧山》的每一辑主题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或是对我们自身工作的一个检讨，比如“去国还乡”和“民艺复兴”；或是对当下大家所关心的民间传统文化和乡村建设的基本问题或热点事件进行评介，比如“东亚的书院”“文庙”“结社与雅集”，以及“民宿主义”“建筑师在乡村”。我们大家都希望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来组织研究和自我学习，介绍国内外的经验，以及传达自己的观点。

2018年11月，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我和汪涵在北京的悦美术馆策划了“行动造就未来：到2030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零饥饿”，加上之前我们编辑的“永续农耕”和“米”的专题，以及2017年9月，我和王国慧在贵州茅贡做的“米展”，这一切都为《碧山14》《碧山15》的“食物”专题做了铺垫。由此，你能够准确的看出我们的编辑方向与思路。

乡见：疫情对碧山的影响大吗？长冈贤明的“长效设计”看起来有点反商业，碧山工销社和d&d的运营状况如何？

左靖：疫情对整个黟县的旅游业都有很大冲击，碧山也不例外。碧山工销社在春节前就已经停业，直到3月25日才正式对外营业。在这期间，我们筹备了d&d黄山店的线日正式上线。线上商店包含d&d各店共通的“世界的长效设计”商品，以及“中国的长效设计（d337）”商品。

所谓“d337”,是“d47”计划的中国版,我们团队以长效设计的审美理念，把中国337个地级以上的城市为目的框架，并以d337之一的黄山市为首个工作案例，持续寻找具有普适性、高品质、经久耐用的日用品，并通过d&d黄山店或别的形式介绍给更多的人。

目前碧山工销社和d&d经营状况正在恢复当中，4月受到的冲击还比较大，但从刚刚统计的5月营业数据分析来看，已经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我想这跟网店上线，以及碧山工销社的客人本身就是自驾出游的散客居多有关。

“长效设计”的理念确实是“反商业”的，d&d的选址也可以说违反基本的商业逻辑。长冈贤明在《开店术》一书中特别提到，希望把d&d开在比较偏僻的地方，这样做才能够避免某些因为偶然路过而产生的冲动消费。他认为d&d的顾客是对自己的需求有清楚的了解，特地前往店铺去选购的一类人，同时，也可以爱惜地使用这一些由d&d挑选的“长效设计”产品的一群人。

所以，长冈贤明并不是一位单纯的设计师或者商店经营者，而是一位设计活动家，一位“长效设计”理念的传播者。d&d也不仅是一个店铺，而是被称作“店铺型活动体”，是以店铺的形式，通过产品、展览、出版物、学习会等方式，推广“长效设计”理念的机构。

“长效设计”本质上也是一个反消费主义的理念。由于长冈本人并没有大规模扩张d&d、形成类似无印良品和优衣库那样的连锁品牌的野心，他们的选址、开店都非常谨慎，也因此获得了一些紧密的追随者，所以在商业社会中还是可以保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吧。

乡见：碧山工销社一直有推出民间工艺品和设计师产品，为什么你还觉得缺少一个好的产品设计师？

左靖：我认为缺少的是产品研制人员。2017年3月，碧山工销社刚开幕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开幕展，邀请了上海的策展人顾青来策展，展览的题目是“早春二月：从百工民艺到设计日常”，探讨了当代设计与民间工艺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结合的可能。从一开始，我们就希望持续发掘民间手工艺，并且搭建民间工艺与当代设计的合作桥梁，开发适用于当代生活的日用产品。

这个环节被我称之为“产品生产”，即利用当地物质条件和文化资源设计生产出可供销售的产品，它跟“空间生产”“文化生产”一起，构成了我的乡村工作的“三部曲”。产品生产作为空间生产、文化生产的延续，以商业性为最大的目的，我们大家都希望它能产生经济效益，同时反哺到前面的文化工作，使得整个工作可以持续。

产品生产我们目前做得还不太专业，这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开发产品不仅需要对接设计，或者说不仅仅需要设计师的介入，还要有人做前期市场调查与研究，寻找合适的原料供应商、生产商，开模、打样，计算成本与收益，定价，拓展销售经营渠道，此外还应该要考虑仓储、物流、品质衡量准则、税费等等，是非常系统和庞杂的工程。d&d也是在创立了20年之后，在去年才提出要自己开发产品，此前只是一个品牌集合店铺，只需要做选品工作。

在“早春二月”展览中，广州的设计师品牌自然家与黟县的竹编师傅姚家驹合作了一款竹编中国象棋棋盘，在展览现场很受欢迎。展览结束后有人向自然家咨询订购，但这款棋盘始终没成为工销社可以对外销售的产品。自然家由设计师易春友和谭雪娇创办，从竹丝灯具开始，已发展成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家居品牌，有自己的开发团队和供应链体系，但是面对从与民间手艺人合作创作的作品到市场化产品之间的转化问题，依然步履缓慢。时隔三年，最近他们正在组织限量订制，希望有机会能够成功。

左靖：碧山工销社西安店的创立，缘于我们在西安的合作伙伴宋群和建筑师梁井宇的邀请。在梁井宇设计的一个商业项目中，开发商拿出了7栋独立建筑，由宋群创办的Local本地、西安市城市影像博物馆、欧阳应霁的“霁在”等共同打造了一个城市文化复合空间，以“本地文化”为主轴，呈现城市观察与研究、乡村建设、实验艺术、美食与咖啡、设计与出版、街区营造等多种实践。碧山工销社西安店，就是这里面的乡建板块。

我相信城市跟乡村不是互相割裂的，而是互相勾连的。所以西安店的初衷，是为我的乡村实践开设一个“城市窗口”，开业时我们策划了“从乡村到城市”的展览，梳理了百工计划从“黟县百工”调研开始的发展历史。百工计划从2010年前后开始，一直在努力探讨立足于中国本乡本土的百工复兴之路，构建一整套城乡互动的方法体系。在根植乡村进行生产的过程中，不断往乡村引入城市资源；同时通过在城市开设窗口，向城市输出乡村价值，构建一个互补型的城乡共同体。

坦率的说，对于如何通过文化发掘进行产品研制、商业转化，这方面我们做得不够。工销社西安店遇到了商业转化的问题，目前这里的店铺已不再开了，改作展厅来展示我们的乡村工作，两年来陆续做了几场展览和放映。二楼的节气厨房和三楼的工坊酒吧，目前因为疫情的原因暂未开放。

去年我们跟设计品牌klee klee合作，在上海做了d&d的快闪店，效果很好。若不是疫情的原因，今年d&d黄山店会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做几次快闪。去年我还参加了两场由人类学家方李莉策划的“中国艺术乡村建设展”，北京站展出的是云南景迈山的项目，深圳站展出的是浙江徐岙底项目。快闪店和城市展览都可以视作乡村工作的“城市窗口”，在乡村和城市之间构筑文化和资源双向输出的桥梁。

klee klee在藏族口语里是“慢慢来”的意思，这是设计师王一扬创立的环保服装品牌，坚持使用对环境低消耗的环保原料，探索低污染的染色工艺，采用可降解的包装。他们的理念和做法与D&Department和碧山工销社都非常契合。最近两年我越来越关注可持续的、循环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我们大家都希望能跟更多这样的品牌、机构合作，传递共同的价值观。近期在河南修武的乡建项目中，我们也有合作团队在推广“零废弃”行动，这对乡村来说尤其重要。

乡见：你将碧山、茅贡、徐岱底的文化调研，以展览的形式在国内外城市举办，这对村庄当地产生了什么影响？

左靖：这种影响体现在我刚刚说的“城乡联接”层面，有更多的人通过城市的展览了解到我们工作过的乡村，由此产生去一探究竟的念头，然后变为实际的行动，在当地形成旅游的消费和文化的交流。在我的团队中，也有一些年轻人是通过我的展览了解到乡村建设，最终选择与我们一起工作的，这也让我很欣慰。除了展览，出版是一种非常非常重要的传递乡村价值的方式，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坚持做出版物。

d&d在东京涩谷Hikarie百货公司的8楼有一个d47museum 空间，这个美术馆里有47张一米见方的展桌，每个展桌代表一个都道府县，每二到三个月都会更新展览。每一期d design travel出版时，也会举办同名展览，展出编辑部在地方上采集的内容，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直接实物展出。据说d47museum每一次展览时，都会有各个地方生活在东京的人去看展，或者专门为展览去东京，在自己家乡的风物前合影留念，这样的形式无疑也增强了一个地方的文化自信。

现在的学生在学校里接受的基本是应试教育，缺少乡土教育的内容。高考之后远离家乡，进入大城市生活，对自己从小生活到大的土地的文化越发陌生。我们在城市去办一个小乡村的展览，也还是为了唤起人们对自己家乡的热忱，重新认识自己生活过的土地。

左靖：策展人是艺术体制中的一种职业称谓。更多的时候，我会感觉自己已经脱离了当代艺术的体制。但，我们的乡村实践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中国当代艺术“艺术介入社会”的一种转型。比如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艺术系教授王美钦就认为，“这种转型，已经在为疲于应付权力和资本的纠缠而陷于困顿的中国当代艺术注入一股新的生命力，打开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不单单是艺术内容和形式上的，更重要的是发生学意义上的，甚至有可能是中国当代艺术得以真正摆脱多年来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流派与思潮后面的这个被动局面的一次重要的自主发展。”这并不是一家之言。去年碧山工销社分别参加了朱青生在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策划的“中国当代艺术年鉴2018”以及崔灿灿在深圳华·美术馆举办的“策展课：策展与设计”。我欢迎一切能为乡村贡献力量的见解和关注。

策展人是一个网络中心，以策展人的身份参与乡村建设，价值在于将更多不相同的领域的人编织到乡村建设的网络中。我不是艺术家，但是我会邀请艺术家来某个特定的乡村进行合适的艺术创作；我不是建筑师，但我可以为不同的项目选择匹配的建筑设计者；我不是商人，但我可以为乡村引入适合的文化商业品牌。对于我而言，策展人身份的优点是更加国际化的视野和更广泛的文化艺术资源，以及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实现文化和资源双向输出的势能。

以景迈山的项目为例，2016年，我受景迈山古茶林保护管理局的委托，开始带领团队为景迈山及其范围内多个传统村落进行乡土文化梳理和展陈利用等工作，其间邀请了包含建筑师、艺术家、导演、摄影师、插画师、设计师、人类学和经济学专家、生态保护工作者、茶文化和茶产业工作者等各行各业的数十位专家共同参与，取得了很丰富的展示内容，不仅在景迈山当地展出，还在北京、深圳等城市展出。

策展人介入乡村工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工作中不会被历史的或者建构的思维模式束缚。我更不会用文旅的思维来做乡村建设，虽然，有些工作在外界看来可能缺少逻辑性（因为它在生长），甚至，有时候看似没有“为村民着想”或者“为甲方着想”。但可以说，我做的工作是超越委托方当下的需求的。每确定做一个项目，我会针对地方的不同资源，动员一切可能调动的社会力量，创造性、策略性地为地方提供一套文化梳理、出版与展示的方案，从而为地方嫁接更多的可能性。

左靖：还是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工作吧。经清华大学罗德胤的介绍，去年7月和11月，我先后两次去了河南省焦作市的修武县。目前有几个团队正在这个县西村乡的大南坡村工作，包括民宿的隐居乡里、社区营造的明月村团队，还有附近岸上村安哲建筑的王求安在引导的村民自建工作等。

在当地县委、县政府美学引领下的乡村振兴的感召下，我们承担了以修武县域为范围的展览和出版工作。经过半年多的调研和案头工作，初步确定了展览的标题为“乡村考现学：修武的山川、物产、工艺和风度”，其中山川细化为“云台山考”，为此我特意邀请了摄影师卢彦鹏和张克纯赴云台山进行创作；物产则聚焦于“世界麦面与中原乡土”；修武是宋代绞胎瓷的发源地，工艺单元则有“厚土生花：绞胎瓷的风雅颂”，以及王求安的“协力造屋：村民自建与普通设计”；作为竹林七贤生活过多年的地方，魏晋风度给修武这块土地留下了丰富的美学遗产，风度单元的主题最终确定为“从画像砖到木刻：竹林七贤图像的历史演进”，我们邀请了刘庆元用木刻来诠释全新的“竹林七贤”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