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一项旨在解决乡村人才和科技瓶颈的重大举措，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当前，面对新形势新要求，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加快乡村人才引育和科技的迭代升级，是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有效实践途径。

  科技特派员制度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大量适用人才、技术直接对接三农、服务三农，创新了适合三农发展的人才供给模式和科技“双创”机制，在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依然具有重大意义。一是为共同富裕做大“蛋糕”补齐乡村人才和科技缺口，解决全面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可以拓展乡村人才、科技供给的类型和广度，全方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补短扩面，有效解决区域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二是为共同富裕做好“蛋糕”提供创新型人才和科技，解决三农发展中的不充分问题。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能提高乡村人才、科技的层次和水平，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质稳盘，有效解决三农发展中效益、效能的不充分问题。三是为壮大集体经济提供系统性人才和科技，提高发展的包容性。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健全乡村人才、科技的链条和体系，支撑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创设农民参与农村产业的路径和载体，共享发展成果，有效处理促进共同富裕进程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面对全方面推进乡村振兴、以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乡村人才和科技的供给在专业广度、层次水平上尚有不足，系统性尚要提升。因此，要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迭代升级乡村人才和科技的类型、层次和体系。

  一是从集中在第一产业投放特派员人才向一二三产业拓展，加大深度开发乡村资源的科技供给。科技特派员的专业类型应从单一的农林类专业向工业、信息、文旅、规划、管理等领域拓展，农技师、农创客、工程师、规划师等各路科技特派员队伍合力促振兴奔共富，带动各类人才走进乡村，助推乡村全面发展。打通“两山”转换的有效通道，是乡村全面振兴、做大“蛋糕”的有效路径，科技特派员制度应加大深度开发和充分的利用乡村资源的科技供给，引入康养、农文旅等增值产业所需技术，让更多“山沟沟”掘出“新宝藏”、产出“金蛋蛋”，加快做大“蛋糕”。

  二是推动特派员人才向引领型人才和青年人才倾斜，推进乡村科技由传统向现代化新业态转变。推动乡村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掌握乡村产业现代化技术的高层次专家和创造乡村产业新产品、新业态的青年才俊是重要变量。应选派更多的掌握农业现代技术、具有科技引领作用的高层次专家科技特派员，提供更多现代化技术，促使种子换芯、生产换线、机器换人，提升农业科学技术创新水平。把青年才俊派往三农一线担任科技特派员，引入“互联网＋”“数字＋”“云上＋”等新理念新业态，发力数字经济，推进产品上网、企业上云，产生更多新产品、新活力、新动能，做高质量的“蛋糕”。

  三是推动特派员结构向链条型转变，健全产业各环节和产业链的科技链支撑。集体经济、产业链整体高质量是兼顾效率和公平包容性发展的基石，一校一院难以系统提供上下游、金融、政策等支撑产业各环节的系统化人才链供给，因此，突破点状、局部的科技特派员结构，向有联结关系的链式、网状“政产学研金”联盟科技特派员格局转变，增强人才供给的系统性。设立企业法人特派员，调动各类企业服务乡村的能动性，发挥企业直接推动产业的特有能力，赋能强村公司等乡村集体经济，为做又大又好的共享“蛋糕”提供系统性人才和科技支撑。

  新时代新形势下，抓实抓好科技特派员制度，深入推行科学技术创新、人才服务，需要在体制机制上进一步发力和创新。

  一是明确农业人才和科技的公益性质，加强政府顶层设计，注重统筹协调。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舱石”。要从“国之大者”的高度认识农业人才和科技的重要性，建立高规格、强责权的领导机构，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建设由政府部门、地方、企业、院所、高校和金融机构组成的管理、运行体系，做好顶层设计，提出目标要求，出台配套制度，大范围、大力度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

  二是明确特派员科技成果的商品属性，打出税费、信贷等杠杆和政策的“组合拳”。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和政策引导功能，在税费、信贷、土地、工商、规划等制度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和倾斜，使科技特派员带来的企业、资本、成果、人才从三农发展中获得相应的利润和回报，激励社会优质资源向乡村流动，刺激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辐射乡村。

  三是创新科技特派员供需匹配方式，探索三农发展职业经理人、运行中介和大数据引擎。乡村靠自身能力很难对产业发展、特色经济的专业谋划和创新设计有新突破，科技、人才供需的精准对接问题由来已久。建立乡村职业经理人、运行中介和大数据引擎，充分认识乡村产业规划、新产品新业态、项目设计、人才科技匹配等，需要让专业的人采用专业的方法做，建立共享共担机制，架设责权利融为一体的供需通道和桥梁。

  四是夯实乡村振兴的“第一工程”，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肌体的“神经末梢”，要发挥好战斗堡垒作用。若三农需求端的积极性和动力不足，“等靠要”思想弥漫，科技特派员制度无法承接，乡村全面振兴无从谈起。选强配优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其在乡村事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把党管农村工作的政治优势进一步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强大动力和基础保障，保障科技特派员制度落地生根。

  冬至阳生，岁回律转。在新的一年，我们站在这一年的不易成果上，对未来充满信心，更加需要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取得更多发展成果。

  针对目前思政课教师供给能力不能有效满足思政课强起来的发展需要这一突出矛盾，要切实提升教师供给能力，改进教学方式，推动新时代思政课朝着高质量发展。

  我国始终主动实行扩大进口的战略和政策，连续举办进口博览会，倡导开放合作，与既往的贸易保护理论和政策主张存在根本差异，为维护开放的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大动力。

  面向未来，要进一步扩大“朋友圈”，绘制好“工笔画”，对接好“硬联通”与“软联通”，秉持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为实现民族复兴和推进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奋斗。

  文化交流很重要，我们在讲“一带一路”的时候，也需要讲“共建国家”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一带一路”不是单方面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所有的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