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农村去上大学，让刘家兄弟和李东生，开始接触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也正是从上大学开始，他们想创办自己事业的愿望，也慢慢地开始萌动。

  大学毕业那年，无论是陈育新还是李东生，都做出了一个让当时很多人都感到吃惊，而且难以理解的决定。

  77、78级大学生上大学的那几年，正是中国改革刚起步的时候，几乎每天人们身边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读书，为这些大学生打开了一片视野，而现实中的改革则为他们打开了另一片视野。当这两片视野交错在一起，他们兴奋地发现，人生原来还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1978年的春天，这些如今已经生出白发的中年人，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新生，走进了广州华南工学院的大门。“50177”是77级无线名学生，当时也是这样济济一堂，不同的是，当时他们是用好奇的眼光打量彼此。那时候，他们中间年龄小的只有17、8岁，年龄大的早已经拖家带口。谁都不会想到，日后，这个班会成为中国著名的“老板班”。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我们那一届同学，当总经理、厂长的确实是比较多，你像深圳中集的那个麦伯良，他是我们同一届的同学，他是机械系的，以及同一届的，陈伟荣是物理系的，那个原来康佳的总经理。”

  虽然上大学的时候，没人料到班上很多人以后都能当上老板，但上学时就思维活跃，目光敏锐的他们，早已开始留意到身边每天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1979年，国家把深圳设为经济特区，吸引了不少香港商人前来投资建厂。李东生的家乡广东惠州，距离深圳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这里自然也成了开放的前沿。李东生上大三的时候，全国第一次批了12家中外合资企业，其中一家叫TTK的合资公司就建在惠州。当时四个喇叭的收录机正在全国流行，TTK厂里做的磁带自然也就卖得很好。一个只有42名员工，仅凭5000块钱和几间旧仓库起家的企业，就能有如此大的活力，这让李东生感到很震撼。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开始的时候就是很少的资本滚动起来的。租了一个厂房，就拿这个厂房作为我们（惠州）的出资，然后对方就投资了设备，这样就开始运作赚的第一桶金。

  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毕业的时候，能够说是炙手可热，然而当稳定体面的工作摆在李东生面前的时候，他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 ：“其实是受改革开放这种大环境的影响，我大学毕业回到惠州，原来是分我去这个政府机关的，当一个普通的干部了，当时还没有公务员这个概念。我去看了之后，分我去惠阳地区科委，那是坐办公室的，坐办公室的，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在这一个地区干活会把我憋死，我就不愿意。”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我就想到工厂去，当时人事局的人很奇怪，他说哎，人家都要到政府来，那时是1982年，你要到工厂去，他说你自己去吧，看哪个厂愿意要你都没问题，我们支持。”

  李东生想去的，正是TTK。有大学生愿意下工厂，人家当然欢迎，很快李东生就成了TTK第43名员工，一名普通技术工人，负责设备维修。因为踏实勤奋，李东生很快被提拔为车间主任。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我这个人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很投入，很投入。上班呢，一天八小时这是至少了，加班是很常有的事，要是不加班的话我家离工厂不是太远我每天晚上都到工厂去看书，这是一个习惯了，每天晚上我到工厂去看书，我也不去哪里。”

  1985年，逐渐开始富裕起来的中国百姓家里开始流行安电话。TTK决定和香港长城电子公司合资，再成立一家公司，专门生产程控设备和电话机。刚刚毕业三年，只有28岁的李东生被任命为这家叫TCL通讯设备公司的总经理。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企业在八十年代，一直到1996年之前，都是属于地方国营企业，我们是一个体制内的这种企业，但是我们企业的形势，在发展的过程呢，其实像非公有制企业一样。”

  “国有非公有制企业”，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一个特殊词汇。当时，虽然个体户已经遍及全国，但因为政策限制，真正意义的非公有制企业并没再次出现。当时，为了鼓励企业自主自营，一些走在改革前沿的城市，开始允许一些合资企业、合作企业挂国有的牌子，但不再指派计划，而这一些企业也不再享受国企待遇。和TCL同一时代诞生的联想、万科、海尔、健力宝，也都是这种性质的企业。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挂这个国有的这个牌子，但是他并没有直接给投资，也没有国家计划，那我们就向银行借钱，然后再慢慢滚动发展起来。”

  从搞技术到搞管理，李东生感到压力很大。无论是设备、技术，还是人才、资本，他们都没办法和那些老牌国有企业相比。

  TCL集团总裁李东生：“因为你不是国家计划的产物，你没有资金，没有原料工艺能保证，没有人给你包销产品，所以你所有东西都要你到市场上去找，做了产品就要自己找出路卖掉。”

  唯一的优势似乎只有一点，那就是经营自主，而这个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优势，后来却焕发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初出茅庐的李东生，就这样和他的TCL一起，被直接推到了市场第一线。

  比李东生晚半年上学的陈育新，从四川农学院毕业的时候，被分配到新津县农业局当干部。而刘家其他几兄弟毕业后也都捧起了铁饭碗——老大刘永言成了工程师，老二刘永行和小弟刘永好在当地做了老师。那时候，能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者国营工厂找到工作，不仅收入稳定，而且福利也多，除了公费医疗、分配住房，退休了还能领退休金。于是，刘家四兄弟也因此成了街坊邻居羡慕的对象。

  然而，看似一辈子已经安稳下来的四兄弟，却干了一件“不安分”的事儿，他们要砸掉自己的“铁饭碗”。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我们4兄弟我们商量了以后，由我一个人先出来，先出来就风险小一点，因为这风险说不清楚，有政策的风险，不只是你努不努力，我们考虑不是市场风险，而是政策风险，因为政策风险可能很大了，所以说我们大家一起商量，我一个人先出来。”

  陈育新清楚得记得，还在他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特卖座的电影，说有一位“冒富大叔”因为想多赚点钱，搞多种经营，结果被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可仅仅才过了一年，1982年，在北京著名的大栅栏街道上，一位叫尹盛喜的街道主任带领待业青年摆摊卖起了大碗茶，这位尹主任却成了全国致富的榜样。

  这一年，中央明白准确地提出个人可以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下海”、“倒爷”这些以前闻所未闻的新鲜词，迅速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也正是这一年，陈育新毕业了，家乡四川搞起了包产到户，政府鼓励农民在搞好粮食种植的同时发展多种养殖。刘家兄弟的心活分了，他们开始盘算着自己创业，办个养殖厂。学农业的老三陈育新，被认为是全家打前阵的最佳人选。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毕竟我们这个大集体，我们4家，还有3家还有工作，还有3兄弟还有工作。所以这样我先出来，然后再一个一个出来。”

  因为在当地没有先例，陈育新没敢直接办辞职，可即使是办停薪留职，他也是第一个。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现在不可理解的。现在一个本科生，甚至一个博士生要想走了就行了，打个报告就行了。当时我打停薪留职报告的时候，打到有县人事局不敢批，报到地区。当时是温江地区人事局，温江地区人事局不敢批又跑到省人事局，省人事局也不敢批，就请示了当时分管的省委分管的一个书记，最后也没结果，地区人事局一个负责人，在上面签了字，给下面批复，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请示了省人事局，省人事局请示了分管领导以后，就说到今天都没有回复，就是说你们看着办，就这样，于是我这就批下来了。”

  刘家四兄弟创业唯一的资本，就是他们上过学，有知识、有技术，至于资金，兄弟四个卖了手表、卖了自行车，最后几乎搭上了全部家当，才凑了1000块钱。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一千元钱能买什么呢，买套机器，孵化机一万多、两万块，大大不够。租房子也不够，什么都不够，没办法，我们白手起家。”

  手头并不宽裕的刘家兄弟其实曾经向当地信用社申请过1000元贷款，可当时对于民营经济国家没有一点政策，有关部门“等一等，看一看”，贷款最后还是没批。

  政策到底会怎么走，也是刘家兄弟最担心的问题。1979年的时候，落地式收音机非常时髦，那时候已经毕业的老大刘永行就和兄弟几个合计过，建一个收音机生产厂，兄弟四人为此还专门做过一台样机。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第一台新津在街上摆，很多人围观，我们又拿到成都当时人民商场门口，那放了一下，放了一下，我们从我们的音质，我们的整个品质比他那卖的那些产品还好。”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我们就拿到这样的产品，找到我们下乡所在的一个乡长，我们说，哎，我们到这儿来创业吧，我说我们有技术，我们找到我们生产队，叫做国家村，生产队，生产队呢搭草绳有一些钱，大概有一万块钱吧，把草绳卖了，有一万块钱，我说你们出一万块钱，我们出技术，我们来组织生产，我们来负责市场的营销，我们搞一个合作的一个公司好不好，那个生产队特别高兴，说好，刚好我们大家可以做这个事。”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我们几兄弟商量，就准备搞一个电子工厂，电子工厂名字叫“新意”，新旧的新，意向的意，叫“新意”电子工厂，名字都起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想法一块儿向我们乡长做汇报，乡长一听说反了，那么走资本主义道路，绝不可能，就这样，我们死了这个念头。走资本主义道路，绝不可能，我们死了这个念头，因为太早了，当时改革开放可能刚刚开始。

  第一次创业被打了当头一棒，让兄弟几个后来一直心有余悸。这一次搞养殖场是不是还会碰一鼻子灰，兄弟几个心里也没底，他们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找到了当时的新津县委书记钟光临。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我说我们几个兄弟，都是大学生，那么我们的一个想法，我们要把我们所学的知识带到农村来，要为农村做贡献，同时我们也想能够证明我们自己的能力，也想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现在既然允许做专业户了，我们来做专业户行不行，钟光林书记一听，好啊，现在提倡科技兴农了，提倡专业户了，但是你们不能够只顾自己致富，但愿你们自己发展的同时，你们要带动周边的农民致富。”

  希望集团总经理华西希望集团董事长陈育新：“当时提出要求，他说陈总，他说陈育新，他说我肯定支持你这样去做，但是我给你提个要求，你在一年之内带动10户，8、9、10专业户起来，他说我就支持你更有力度了。”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有了钟书记这段话，我们特别高兴，因为他是党的书记啊，当时我们觉得县委书记是好大的官啊，而且他代表党，代表了政府，代表了对我们的认同。上次我们的乡长对我们的否定，跟这次县委书记对我们的肯定，成为鲜明的对照。”

  有了政府的支持，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刘家四兄弟办起了第一家养殖场，起名“育新良种厂”。虽然叫厂，但他们其实还只能算是个体户。这一年是1983年，全国城乡的个体户总数增加到了将近136万，比1978年翻了9倍。